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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G纪实频道陈菱访谈录(下)
[2008-11-28 12:03:00]
《往事》在访谈过程中也会穿插影像资料,节目对影像的长度有什么把控吗?同一题材,优秀的访谈节目往往比主打“真实再现”的影像类节目更难推广,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从可看性的角度,我当然也希望影像多多益善。但资源的形态决
定了你以怎样的模式来做节目,我们现在很多题材,靠仅有的那一点影像根本支撑不起来。而且《往事》里的这些访谈决不枯燥,即使日播线导致节目质量略有参差,三年来我们也积累了数百集真正有分量的内容。
        的确,访谈类节目不如“真实再现”有市场。后者作为观影手段丰富化的产物,和语言讲述相比,确实有观赏上的优势。但从高端观众那里也传来不同的想法,他们认为再现手法把好好的一个素材做“俗”了;特别是事件的当事人,再怎么做他们也觉得你是假的。这些人对历史真相很执着,宁肯听朴素的真实,也不能容忍看花哨的东西。
        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采用“真实再现”手法的商业纪录片,提高了影像吸引力,一下子拓展了空镜头的极限,从而滚雪球般地生产出许多节目;而我们利用演播室形态,使很多过去不能用的资源得以进入节目。两者通过放大不同的元素,对旧有节目形态进行了不同改造。

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往事》在这方面做了怎样的节目安排?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策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内容,希望以人物的故事为一个个“点”,体现这三十年间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人物故事是根本。于是有了“拨乱反正时期纪事”系列,这个系列中的《胡福明专访》、《扬帆归来》、《康平路一号的周抗》、《“小平你好”作者传奇》等都是富有好故事和好意义的节目,可看性很强。其中,如反映新中国一大冤案“潘汉年扬帆”案的主人公杨帆(上海市第二任公安局长)蒙冤28年的《扬帆归来》,扬帆夫人李琼第一次接受系统的电视采访,有一天当事人不在了,这些口述记录和影像就具有了珍贵的历史价值。节目中还公布了20多年前独家拍摄的杨帆晚年生活情景,这些在未来都将成为珍贵的影像资料。


 

下半年还打算做“大返城”、“思想者”系列。拨乱反正这个背景本身充满了强烈的戏剧性:短时间内事态大起大落,人的命运就此改变,而且它是时代变化的能量聚集点。这些话题里既有上海的部分,它的意义又远远大于上海。即使做改革开放题材,我们的访谈仍然注重把人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贴合在一起,没有一句大话空话。

最后一个问题,对栏目未来的道路,您有什么创见和设想?
        我始终认为,有频道才有栏目,栏目做大做强也必须以频道为基础和依托。当初频道给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只要还能走下去,我们就不作太大改动,而是在采访上下功夫,拿到好材料、好故事,把坚硬的历史化解为柔软的、人们渴望所知所感的节目。
        一个例子是对孙中山的外孙王弘之进行采访。我认识老先生已经五六年了,但一直苦于没有一种节目模式可以反映这样一位具有特殊经历的普通人的故事。创立《往事》后,我想到了他,却不敢肯定他还在不在世,直到一个电话打通,心里才松了口气。恰逢他写了十年的自传出版了,我们有了很好的文本基础,于是请他到节目中来。没想到八十多岁的老人讲得那么好。录完节目我对主持人刘凝说,我们不剪,把所有文稿打出来登到网上,就有人要看。节目播出四个月后,老先生去世了,这个节目的光碟作为孙中山家族的纪念物,在海内外孙家后人中流传。
        目前,纪事类节目大多采用纪录片+主持人串场形式,主持人都像讲评书。我们致力于用演播室,营造面对面最亲切的人际化氛围,给嘉宾一个松驰而易于进入其内心的谈话场。这使得采访灵活而有效率。如今年给宋子文之女做专访,她只逗留三天,只给我们两小时,条件不允许做别的形式,唯一可行的也只有请她来演播室坐一个小时,聊聊她家的珍闻逸事了。但我们事先进行了全程的跟踪拍摄,早作了不同的预案,使这次的采访很成功。
        在纪实类节目中,《往事》从节目形态到节目内容都显得比较“另类”,同类型的节目不多。我一直认为电视节目是做形态的,一种形态可以激活一批内容资源。在这方面,《往事》的尝试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效的。节目形态无止境,我们也期待新的探索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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